考察一个地方的文化渊源，得从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文献、语言、民风、民俗入手，还得有典籍和考古学的支持。
      乐山这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可谓复杂。
      首先，乐山文化和中华主体文化——炎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文明起源于古蜀地。罗泌的《路史》说：“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得名，乃阆中渝水也。”《周地图》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大戴礼记》还说；“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配女娲，生少典。少典生二子：长子炎帝、次子黄帝。黄帝生二子：长子少昊(又名玄嚣)、次子昌意。”
    《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俈(喾)，帝俈生(契)是为商祖”。“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俈，帝俈生尧”。“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帝俈，帝俈生后稷，是为周祖”。
    《山海经》里说：“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是为犬戎”。《山海经》还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季禺之国，颛顼之子”。“有国，名曰叔士，颛顼之子”。“有国曰中轮，颛顼之子”。《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帝喾，他的子族有：中容之国、司幽之国，自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季厘之国、羲和之国、西周之国等。《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帝王世纪》说，大禹时执玉帛者有万国，商汤时剩下了三千国，西周时剩下一千七百多国，春秋时尚有一千二百国，至战国只剩下十余国。战国七雄的国君，韩、燕、魏是帝喾的后裔，齐、楚、赵、秦是颛顼后裔，颛顼、帝喾为黄帝后裔。可见，伏羲、炎帝、嫘祖和黄帝一样，是华夏族、非华夏族和汉族、非汉族共同的祖先。
      以上史料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从华胥起，到伏羲、女娲、少典、炎帝、黄帝、高阳、高辛、尧、舜、夏祖禹、商祖契、周祖后稷和各少数民族的祖先，全都出生于古蜀地。因此，乐山作为古蜀地的一部分，必然受到中华主流文化——炎黄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在乐山有许多证据。乐山境内很多地方都曾有伏羲庙、嫘祖庙、青衣神庙、禹王宫、川主庙就是证明。
      而在古籍中还有许多证据。《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 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史记五帝本纪》还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吕氏春秋古乐》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喾崩，放勋立，是为帝尧。”若水即今雅砻江。江水指岷江。
      这些史料说明了一个问题，乐山这块地方在炎黄时代是多么的重要。一是炎帝的五代孙祝融、名震中华的共工，就生活、出生在江水——即岷江的乐山一代。而黄帝和嫘祖的两个儿子，玄嚣在江水，昌意在若水，都在乐山、攀枝花一带。特别重要的是史记所说玄嚣、昌易“其后皆有天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后人，都主政中华。上面提到的从高阳一直到禹、契、后稷和各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是玄嚣、昌易的嫡传子孙。如果说古蜀地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的话，那么现代所说的乐山的这块土地，在古代完全可以说是源头的源头。
      乐山境内有青衣江、青衣坝、青衣山。唐《元和郡县志·青神县》载；“青神祠，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宋范成大《吴船录》中也载：凌云山“又名九顶山，旧名青衣山。青衣，蚕丛氏之神也。”范成大说的“蚕丛氏之神”，有两种可能，一是指蚕丝的第一发明人先蚕嫘祖。她的儿子玄嚣、昌易，就降居乐山、攀枝花一带，嫘祖来看她的儿子，完全是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指的是蚕丛，《华阳国志》说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
      其实君王出行穿青衣，是古制。《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王。”可见，“衣青衣”是天子服。嫘祖不仅是黄帝正妃，还是部落首领、各后代君主的先祖，蚕丛也是古蜀的第一个国君。他们出巡时穿青衣，都是身份规定的。嫘祖和蚕丛很可能都光临过乐山这片土地。乐山有如此多的以青衣命名的遗迹，可见嫘祖、蚕丛对乐山的影响之深。
      公元前7世纪初，鳖灵带领鳖人的一支来到川西平原，曾在今乐山一带定居，后协助杜宇王朝治水成功，逼退杜宇氏人，建立开明王朝，史称丛帝。开明曾以乐山为治所。开明王朝统治蜀国13代，直至蜀国为秦国所灭。
      可见上古时的乐山文化，是和古蜀的先祖们即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炎黄一脉相承的，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古蜀国的治理下发展的。
      其次是从东周列国时期起，即春秋战国时期，乐山一度处在和中原若即若离的状态。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还在古蜀时期，乐山以南以西，就活跃着僚人也就是僰人。自古“僚僰同族异名”。乐山曾经长久地由僚人、夜郎人住着。现在乐山境内发现的悬棺，乐山城区的许多石洞以及井研研经、梅家湾等许多地方都有的古石洞，都是僚人的遗迹。
      而东周以后，乐山的历史变迁极为复杂。这是因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因为地势险要，交通不变，和中原渐渐脱离了关系。古书上记载，蜀因山川限制，中原的许多事“不得与焉”，开始是蜀地来不了，并不是不要蜀参加。因为多次不参加“盟会”之类，蜀地渐渐被边缘化了。而蜀地因为沃野千里，非常富庶，加上蜀地的文明本来就很先进，他们也乐得不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各国往来。由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文物可知，古蜀地有先进的文明，近两千年不为中原文明所知，就是这样造成的。乐山距离蜀的中心成都只有一百多公里，乐山也曾经是开明王朝的治所，乐山是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和蜀是一致的。于是，与中原有了距离。
      秦国公元前316年灭开明氏后，乐山入秦国。秦以蜀为根据地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称帝。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入蜀，以蜀作为根据地，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而乐山实际还长久地被夜郎国占据着。宋人宋祁有诗曰：“嘉月嘉州路，舸峨接画船。山围杜宇国，江入夜郎天。”表明北宋时人，仍把乐山视为夜郎地。
      新莽地皇五年（公元24年），蜀郡太守公孙述起兵占据益州并在成都称帝。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益州重归中央政权管辖。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割据四川。
      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篡汉。次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
      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四川归西晋王朝统治。
      西晋初年，划出益州部分设梁州。西晋末年，李特率流民起义军攻入益、梁二州。西晋永兴三年（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至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时，李雄侄李寿又改国号为“汉”，历史上因之合称为“成汉”。成汉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其全盛时疆土覆盖四川盆地及周边部分地区。347年，大成国被东晋所灭。南北朝时，又归南朝统治。
      五代时期，王建、孟知祥先后在四川地区建立起前蜀、后蜀政权，定都成都，分别历时18年、31年。前蜀、后蜀前期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没卷入中原争斗，四川一度成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地区。  
      宋朝是公元960年建立的，直到乾德三年（965年）才归宋朝统治。晚了5年。
      元朝是1271年建立的，1278年才统一了四川。晚了七年。而四川抗元，坚持了半个世纪。1252年（宋淳佑十二年），十月，余玠调全蜀精锐进行“嘉定会战”，依托建于龟城山和凌云山上的三龟九顶城，以及嘉定府旁的万山、必胜两堡，余玠败蒙军于嘉定城下。蒙军在败撤途中，又于苦竹隘、剑门关等多处遭袭阻。后张珏接任，坚持到1280年兵败被俘自尽。

      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明玉珍在川黔地区建立“大夏”政权，洪武五年（1372年）为明朝所灭。历时11年。也是大明建立5年后，才归属中央政府。
      明末，张献忠在四川建立过“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1646年），建都成都。
      清朝是公元1636年建立的，而四川全境归入清朝统治是在20年以后。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成都成立军政府，独立于清朝；
      历史上四川遭受的战争之多、屠城之惨烈、杀人之残毒，可谓空前绝后，据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的数据，1175年（宋淳熙二年）统计的四川人口为264万户，751万余口。到南宋灭亡后不久的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仅余12万户。抗蒙战争长达48年之久。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四川人口损失达95.36%。到明万历六年，四川人口方升到310万人。明末清初的战乱，包括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清兵入川、吴三桂起兵伐川及其后的朝廷剿灭，使四川人遭受到空前的大灾难，川人被杀之多，让人震惊。据《四川通史》数据，到清顺治十八年，四川在籍人丁仅余1.6万户，约8万人！这也表现了川人顽强的战斗精神、誓死扞卫乡土的不屈斗志。
      以上的这些政权更迭、战争频仍，乐山人大多卷入其中。
      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战争，使乐山人养成了机敏、勇敢、不怕牺牲和善于思考，善于判断、敢于弃取的性格。也养成了及时行乐，自在生活，一杯茶，一杯酒，几张竹椅摆龙门阵、打牌寻乐好玩的风俗。
      第三就是移民。乐山本来就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加上秦朝以后，出现了向蜀中八次大规模的移民的历史现象。
      这八次移民，有两种情况，一是蜀中经济发展好，安定和平，成为了国家的大后方，北方和中原人为了避乱而向蜀地迁移。如西晋时期，李特李雄的成汉王朝，重文重农，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数万家，十多万人经汉中、剑阁入蜀；隋唐之际，蜀地成为北方移民向往的世外桃源，大批北方人纷纷入蜀。那时有“文人皆入蜀”之说，其中就有从陇西成纪迁入的李白一家。还有两宋时，为了避辽金的北方人、抗日战争时敌战区的人，都涌入四川。唐末至五代，因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其中，五代前蜀的王建，后蜀的孟之祥均为北方人。前后蜀时期，蜀中少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入蜀避乱谋生。南北宋之交，北方人为躲避金兵入侵入蜀，引发移民入川高潮。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绍兴二年入川北方人达15万人；隆兴元年，入蜀北方人达几十万。北宋崇宁元年，四川人口为525.5万人；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四川人口达1153.1万人。
      第二种情况，则是战乱、屠杀，使蜀人口锐减，得胜的政权，向蜀中移民。如《华阳国志·蜀志》载，秦灭蜀后，“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次秦向蜀移民达4万人以上。汉末三国时，荆楚移民入蜀达十余万人。元末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四川只剩60万人，到洪武十四年四川人口上升到146.45万人；到万历六年，四川人口方升到310万人。清初“湖广填四川”，由朝廷强制进行，直至清朝中期才基本结束。四川由8万人到乾隆四十一年，升至779万；到嘉靖十七年，升至2100万；到咸丰元年，四川人口达4400万。
      不断的遍及城乡的移民，使得四川成了典型的移民社会，成了各种民风民俗、各种文化的大熔炉。这使得四川人、乐山人具有了既独立自主又善于包容的性格。独立自主，充分表现在四川各地的各种会馆，如江西会馆，客家会馆之类。而包容融合，充分体现在成都曾经流行的这首诗中：“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一家之中，有嫁陕西人的，有嫁江苏人的，有娶江西人或湖广人的，亲戚朋友初次见面，先问原籍，已经没有超过十代的“老成都”了。这首诗充分表现了四川各地移民的融合和包容。重视乡情，襟怀广阔、善于包容、善于交际，是四川人也是乐山人共同的性格。
      以上的这些历史变迁，使得乐山人的观念既重传统，又喜创新。乐山的语言，不同于中原音，也不同于成都话，保持着入声字，应该是多种民族融合的结果。
      下面，我着重以距离乐山三十公里的井研的文化特质来说明这个问题。
      井研人的文化特质，首先表现在精神方面，是和炎黄文化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礼书.第一》里总结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井研人在坚持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观念上是相当突出的。解放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上面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和自己的祖宗。我家除供奉“天地君亲师”神位外，还供有“武威堂上廖氏先祖”，过年过节，都先要以刀头祭祀了神位才能进餐。
      据《光绪井研县志》记载，以前的井研有庙宇三百多处。据我所知，其中有天王堂、土地庙、禹王宫、川主庙、孔庙。充分地体现了井研人对“天地君亲师”的尊敬崇拜。
      而井研《廖氏宗谱》把皇帝的教导作为“圣谕”，放在突出位置。在井研，一般的村子里，都专门有人负责讲“圣谕”。“圣谕”是皇帝劝诫老百姓要忠孝勤俭、遵纪守法、成才成人的长篇文章。还把政府颁行的法规，照录要族人遵守，并立有自己的的族规，族规里，主要有“孝为百行之原”、“传家以耕读为本”、“邪教结盟，例禁甚严”、“切勿学习下流，以玷祖先。如不勤不俭，好赌好嫖，日以游荡浮夸，酗酒滋祸为事，父兄之教不率，传祠以家法处治。”《廖氏宗谱》把外国传来的教都认为是邪教，严加禁止。
    《廖氏宗谱》反映的思想和井研所建的众多神庙，都说明了，井研人在精神上是以炎黄文化为尊的，表现了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坚守。
      而井研又有着名的三教寺。三教的地名现在还在。当时的三教寺是很大很辉煌的。庙里供奉儒佛道三家祖师。井研还有南华宫，这是纪念道教的二号祖师庄子的。井研有千佛寺，是佛教的活动地。观音庙也不少。井研还有观音场、观音滩这些地名，反映了对佛教的推崇。
      这种多元的文化，必然引起人们的思考选择。因此井研人是以善于思辨，善于创新、引领时代潮流着称的。
      首先是青阳氏。这一族人，曾经富甲天下。有几十个青阳家族的子弟任各种高官。
      然后就是四李。父亲李舜臣，三个儿子李性传、李道传、李心传。他们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舜臣被调到中央任宗正寺主薄，这是管理朝廷宗庙祭祀文书的长官，皇帝要他重新搞一个制度性的文件出来，他把以前的东西，大砍大删了许多，主管的人提出异议，他说：“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意思是，这些东西，都是关系治理国家的精微事情，怎么可以总是守住老框框老套套不变呢？”
      长子李性传，担任过参知政事（副丞相）、同知枢秘院事、资政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次子李道传任江东路茶和盐的官时，释放了关在监狱里的200多无辜百姓，弹劾了十几个贪官，逮捕法办了残害百姓贪赃枉法的一百多名官吏。三子李心传极具有批判精神，李心传认为《易经》，从东周开始，直到宋代，都被误读了。他称以前的研究都是“易之蠹也。”就是说是害虫。李心传对前代名人，比如汉代的郑玄、大戴、小戴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他们研究中的九百多个错误。他批判当时的诸公，对经学的态度是“皆出于一时利害之私”，就是说，他们研究经学，完全是为了自己私利的需要。他认为要真正研究好经学，必须“见善明，用心刚，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祸福之际”，就是说，你要明确什么是正确的，对正确的，就要坚持到底，即使关系个人生死祸福，也不动摇。
      后来的牟子才，担任过朝中的许多重要职务，包括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相当于丞相，以敢于直言闻名。当时，文天祥还是青年人，牟子才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后来，文天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爱国英雄。
      清代的雷畅，也继承了四李的性格。担任地方官时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大同私铁出口案，一下就放了囚犯700多人。
      经学大师廖季平的学问，更是继承发扬了坚守创新并重的治学精神。廖平先生的独立思考、不断否定，不断更新的精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他治学一生，最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经学六变，他六次改变自己的主张，每一次改变，对于中国都好比是惊雷狂飙。经学，从汉武帝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指导思想。廖平的六变直接撞击社会的指导思想流行观念，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廖平的二变，尊今抑古。他发现古文经，是汉儒伪造的。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东西，竟然是伪造的。这和说四人帮搞的一套是假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康有为写出了《孔学伪经考》，因此，廖平的二变思想，直接推动了戊戍变法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大解放。
      廖平为什么要六变其学说？这样变来变去，是为了什么？
      廖先生在《三变记》中说：“一人之书，屡变其说，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是什么在“迫”他变呢？廖先生在《五变记》中说：“学说有差，国家受害，是不可不以纠正”。《五变记》里还痛斥宋明理学及这些“腐儒”们标榜的“四书”理论，“使学者高言王道，鄙弃伯图，矜语德化，不尚武功，坐致南宋不振，神州陆沉”。原来廖先生毕生所追求的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完全正确。不管是古人的理论、今人的理论，还是自己的理论，他一旦发现有错，就一定要予以纠正。
      廖先生的《六变记》里，唯《五变记》写得最长最详。而恰恰在当时和现代，都不太为人们所重视。在“五变”里廖先生把经书分为人学和天学，当时的学者都以为此论“恢怪”。原来，廖先生深知中国的经学，博大精深，如果不能整体把握其精神实质，只抓住只言片语，或者某一部分，可以学派林立，互斗不休，造成空谈误国，祸国殃民。《五变记》说：“自古理学之盛，莫若两宋；而丧邦亡国之惨，亦莫[若]两宋。”虽然看见了症结所在，但“理学”所主张的，毕竟也是中国经学的内容啊。为了驳理学而不伤经学，廖先生机智地把经学分为人学、天学两部分。他总结两宋理学的错误是“颠倒人天之次序”，强调要“由人而天”。廖先生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列强角逐，已入中国战国时局”，在这种情况下，去讲什么“克己”、“怀柔”，不过是对牛弹琴。由此可知，廖先生的“人学天学”之分，完全是为了实用，既能纠偏，批腐儒，又要保护中国经学。他的主导精神，是要根据国际斗争的实际，以孔孟之道为精神支柱而尚武强国。
      廖先生强调“天学”里面的东西，也是要用的，那得等到中国强大以后，到那时，让孔子成为“全球之神圣”，使六艺成为“宇宙之公言”。这些主张虽然当时和现在，都很少有人赞同，但是到了1988年初，有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中国孔子的智慧。”现在“孔子学院”遍天下，表明了廖平的先见之明。至于孔子提出的小康、大同，那就是真正的福利社会、和谐社会了。廖平先生以毕生的精力研究经学，深知其伟大意义，不但是中国立国强国的思想灵魂，并且将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信奉的世界观，我以为，这不是拔高，更不是空想。因为要使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最后融合为一体，杀人武器的先进、斗争哲学、强权都是毫无价值的，主张无为清静的佛教、道教，以及信奉上帝的各种教，又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而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就是说对人要从爱心出发。孔子的原则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就是将心比心，不对别人采取过激行动。孔子从这个总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克己复礼”的大纲，就是说，各人守住自己的职分，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秩序。孔子主张的“和为贵”“四海之类皆兄弟也”，“以德服人”，“诚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极有现实意义。孔子“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培养理论，他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的理论，根据司马迁的总结，后人简化出的“天地君亲师”的崇敬的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成长发展能够拒绝这些理论？因此，只有高扬“仁爱”旗帜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中国经学，才有凝聚世界的力量。
      可以说，廖平显现出来的治学精神，正是井研文化特质的光辉代表。这种特质就是坚持炎黄文化的核心观念，却一定要正本清源，绝不盲从多年流行的观点，而要一一进行剖析鉴别，坚决揭露批判谬误，使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孔子的本意，必须结合实际。
      廖平表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正是古蜀文化、乐山文化、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最后还要说一说熊克武。他和廖平是同乡，他能够一生追随孙中山，多次领导武装起义，屡败屡起，而担任四川省督军，后来又反蒋拥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熊克武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一起，为稳定大西南局势，完成民主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熊克武先后担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1970年病逝于北京。他在逝世前写信给毛主席说：“我解放前四十年和解放后二十年的切身经历体会到唯有共产党才能救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熊克武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上和廖平是一样的：坚守传统文明，又不守旧盲从，而是不断创新吸收新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例，而由国民党的元老变成了人民的功臣。
      由井研这些历史名人的作为和思想观念，我们可以总结出井研文化的特质，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善于结合实际，容纳百家，求真务实，创新求变，敢为天下先，敢于引领时代潮流。这正是古蜀地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又作为战乱频仍之地和大后方，而最终成为了移民社会的历史特点结出的灿烂的文明之花。